严谨
——读《傅雷家书》有感
戚晨皓
第一次翻开《傅雷家书》时，看到里面竟是一份份清清楚楚地标着日期的信，就感到十分惊讶，惊讶于信之多，惊讶于傅雷用心之良苦，更惊讶于傅雷这种严谨的作风。
初看那写信的时间，不难发现从一九五四午一月至一九六六年六月，几乎每个月傅雷都要给儿子傅聪写信，一般都是一个月二、三封，有时每周一封，甚至连续两天发信也不少。其中还不包含途中遗失掉的和未公开的。傅雷在这十二年时间内，不管是生病还是在外工作，不管工作繁忙还是略有轻松，“每月写信”这一原则丝毫没有改变过。
作为著名的文学艺术翻译家，傅雷对待儿子，也像其治学一样．十分严谨。五四年九月四日的信中傅雷这样写道：“你的鬆字始终写‘别’，记住：上面是‘髟’，下面是‘松’，‘松’便是鬆字的读音，记住了这点就不会写错了。要写行书，可以如此写……‘高’字的行书是……”十月二日的信中，又有“为了你，我前几天已经把《大英百科辞典》上找到的Krakow（克拉可夫）那一节看了一遍……”如果这种严谨还仅仅是停留在“字”面上的话，那还不足为奇。在五四午六月二十四日的那封信中，有这么一段话：“好孩子，安安静静地准备出国吧。一切零星小事都要想周到，别怕天热，贪懒，都要做得妥贴。行前必须把带去的衣服什物记在‘小手册’上，把留京及寄沪的东西写一清帐。想念我们的时候看看照相簿……”可怜天下父母心！尽管儿子身居异地，傅雷仍“设身处地”地为其考虑，在那种办事风格中无不浸透着对儿子的关爱，显示了其伟大父性的一面。
傅聪结婚后，傅雷写信经常要写两份，一份寄给儿子，一份寄给英国儿媳弥拉（mira）。为此，他还要向弥拉解释：“从现在起，我得多写中文信，好让聪多接触母语，同时我还会继续给你们用英文写信”。并一再提醒傅聪：“你是否仍和去年八月初订婚时来信说的那样预备培养她，不是说培养她成为一个什么专门人才，而是带她走上严肃、正直、坦白、爱美、爱真理的路。”这句话大概不下三次提到，只是在相隔一段时间以后的不同的几封信中。
有时候这种严肃是非常感人的。在五五年四月二日的信中，就关于傅聪“择师”的问题，傅雷为儿子精心地考虑，把各种预设的理由分力［甲盘］（—）～（七）、［乙盘］（—）～（七）、［一般性的］（八）～（十三），并让傅聪选择了回答。信中还有这么一段话，给我印象很深。“……是的，我承认老朽了，不能再帮助你了，可是我还有几分自大的毛病，自以为看事情还能比你们青年看得远一些，清楚一些。……同时我还有过分强的责任感，这个责任感使我忘记了自己的老朽，忘记了自己帮不了你忙而硬要帮你忙。所以倘是下面的话使你听了不愉快，使你觉得我不了解你，不了解你学习的需要，那么请你想到上面两个理由而原谅我，请你原谅我是人，原谅我抛不开天下父母对子女的心……”多么情真意切，多么感人肺腑。父亲想让儿子接受一些建议、劝告，却又生怕儿子误解、厌烦，一种矛盾的心情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，字里行间毫无责怪之意，完全是坦诚、真挚的关爱，说得多么婉转多么亲切，甚至都有点谦卑了。
傅雷对朋友、对自己，不管是在工作方面，还是在生活方面，始终保持着这种“严谨”的作风。五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弓道：“最近×××译了一段罗曼·罗兰写的童年回忆，拿来要我校阅，从头至尾花了大半日功夫，把五千字的译文用红笔画出问题，又花了三小时和×当面说明。他原来文字修养很好，但译的经验太少……”对别人尚且如此，对自己就更不用说了。在傅雷夫人的信中提到：“修理的房子，还没有干透，爸爸还在三楼工作……每天总得十小时以上……近来工作紧张了，晚上还容易睡好，我叫他少做些。他总是非把每天规定的做完不可，性格如此，也没办法。”即使是在立遗嘱时，傅雷也把条条目目列得清清楚楚，一项项悉数纸上，毫无遗漏。
“严谨”对于傅雷，还含有严格之意。在楼适夷的序言中写道：“每天同桌进餐，他就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，手肘靠在桌边的姿势，是否妨碍了同席的人，饭菜咀嚼是否发出丧失礼貌的咀嚼声。甚至因傅聪不爱吃青菜，专拣肉食，又不听父亲的警告，就罚他只吃白饭，不许吃菜。……”连傅雷自己也承认有时太严格，使儿子“遭受了痛苦”。正是这种严格，练就了傅聪良好的品性与崇高的志向，塑成了傅聪在波兰音乐会上的成功与辉煌。
纵观傅雷一生，短短五十八年，却为人民和祖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他毕生翻译作品三十余部，主要由罗曼·罗兰长篇巨著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，巴尔扎克的名著《高老头》、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、《贝姨》等，传记《贝多芬传》、《托尔斯泰传》、《米开朗基罗传》……同时，写有《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》专著，以及《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》、《评〈三里湾〉》、《评〈春种秋收〉》等论文。而这些成就以及学识的获得，都与这种贯穿其一生的严谨的作风分不开的。
